成都4月1日电 (单鹏)几年前，成都天府环球供应链管理集团的一批货物运至欧洲某港口，因客户报关清关票据不全被当地海关滞留，问题拖了两年未能解决，造成200多万元损失。“那段时间，公司上下都被这事拖得喘不过气。”近日，公司董事吴杰在成都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这件事在吴杰找到四川国际商会后出现转机。四川国际商会很快联系到当地一家合作律所，由熟悉当地法律的团队接手，三个月后，纠纷化解，货物顺利放行。

　　吴杰的经历，正是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遭遇涉外法律风险的一个缩影，而这样的风险，正从过去相对单一的合同履约风险，演变为多种风险相互交织的综合性挑战。常见风险包括合同与交易结构风险，东道国准入和监管风险，公司治理与合作方风险，出口管制、经济制裁等运营风险，以及争议解决和执行风险。

　　“从高发纠纷领域看，当前最常见的仍然是国际货物买卖与供应链纠纷、跨境投资并购和股东争议、海外工程承包与能源基础设施项目纠纷、跨境知识产权与数据合规争议，以及贸易合规类争议。”四川省律师协会会长李世亮表示，这些领域普遍具有链条长、参与主体多、履约周期长、跨法域因素强的特点，一旦外部政策、汇率、地缘环境或监管规则发生变化，纠纷就会迅速放大。

　　近年来，四川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2025年四川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0318亿元、有进出口实绩企业达10329家，首次实现“双过万”；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出口增长69.4%。开放通道与市场布局持续拓展，越来越多川企深度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对涉外法治保障的需求愈发迫切。

　　在此背景下，日前召开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四川省委员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四川省贸促会党组书记吕芙蓉在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将从多方面强化商事法律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为川企“走出去”保驾护航。

　　吕芙蓉指出，作为服务川企“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四川省贸促会将重点从五个方面发力：优化贸易便利化服务，持续提升原产地证书、ATA单证册、商事认证等服务水平；提升合规促进服务，加强摩擦预警与合规促进，开展贸促商法服务进园区等专项行动，编制分国别、分行业合规指南和典型案例库，指导企业应对国际经贸规则变化；加强经贸摩擦预警，指导企业应对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案件，加大受制裁企业帮扶力度；完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以新修订的《仲裁法》《商事调解条例》施行为契机，落实与四川省法院“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深化涉外法治国际合作，引进国际法律会议与机构，搭建区域性对话平台，提升四川涉外法治服务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与此同时，随着数据跨境、AI出海、绿色贸易壁垒等新兴领域快速发展，企业涉外法律风险更趋复杂，也催生出全新的涉外法律服务需求，推动涉外法律服务模式发生深刻转变。

　　“这几个领域最大的变化，是它们正在把传统涉外法律服务，从合同和争议为主，推向规则治理和合规工程为主。”李世亮指出，数据跨境领域企业关注数据分类分级、境内外规则衔接等系统性问题，AI出海领域企业面临训练数据来源、算法治理等一整套新问题，随着碳边境调节机制等要求强化，企业在碳核算、供应链披露等方面的法律需求将明显增加，未来涉外法律服务更强调前置化、体系化、跨专业，需律师与企业内部多团队协同助力规则适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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